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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韩国才知道,孩子补课最狠的不是中国……

发布时间:2018-08-15 11:21:40 编辑:板报网 来源:板报网

己被围观

在韩国每一届的总统选举中,“教育政策”都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而韩国的教育部长通常由副国级领导担任。据媒体报道,在过去的24年中,韩国仅对高考政策就进行了多达16次的改革。由此可见,教育对该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教育在韩国的社会生活中也成了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这种竞争也从课堂延伸到课外。“课外教育过热”现象随之产生,造成的一系列社会连锁反应,值得我们深思。

1、韩国成为私人教育的天堂

东亚社会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韩国也不例外。诸如“即使把耕牛卖掉,也要让孩子读书”等古训至今仍在韩国民间广为流传。历史上,韩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并于公元958年高丽光宗时期引入了科举考试制度。此后科举考试就成了该国读书人迈入仕途的重要途径。特别是朝鲜王朝时期,文官、文人享有很高的社会待遇,社会中尊重文人墨客的气氛也很浓厚。

近代以来,韩国的传统社会秩序彻底被瓦解,需要重建新的社会阶层秩序。在战后现代化的发展主义语境下,教育几乎成了决定阶层地位的关键因素,这一下子激发了该国人民心中蕴藏已久的巨大教育热情。每个家庭不管其生活条件如何,都抱有望子成龙的迫切愿望,这样的势头伴随着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

现如今,在韩国日益激烈的升学竞争中,以提供均等化教育为目标的公立教育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家长和学生的需求,这为私立教育机构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土壤。加之,韩国社会存在的高学历人力过剩的问题也助长了私人教育机构的膨胀。2015年9月,韩国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在该国国内拿到博士学位的人数,比1990年增长了5倍以上。因此,高学历人群如何就业就成了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正式工作岗位数量毕竟有限,因此部分高学历人员就涌向了私人教育机构,这加快了韩国私立教育发展前进的步伐。

除此之外,韩国家庭内部存在的性别分工,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在韩国,很多女性婚后成了全职家庭主妇,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家庭里就把教育好孩子当成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目标。主妇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孩子的教育上,成了孩子们课外学习的“专业经纪人”。给孩子制定课后学习计划,帮他们报名各种学习班,替他们组建学习群,并带着孩子在不同学习班之间穿梭不停,主妇们乐此不疲。

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下,韩国成了私人教育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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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外教育带来的家庭重压

韩国现存在两套基础教育体系,一是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公立教育体系,二是私人教育机构提供的课外教育体系。韩国的中小学生白天在公立学校上学,放学后到各类私人教育机构学习。夜已深,而灯火通明的补习班门口前,一大堆家长还在等着孩子放学,韩国人对此司空见惯。

私人教育在韩国已经成了体量巨大的产业。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的研究报告显示,以2015年为例,韩国的私人教育市场规模达到约33万亿韩元,这一数字相当于韩国当年国家总预算的8.8%,比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OECD)平均水平高出3倍。

韩国教育开发院的《教育统计年报》显示,2014年韩国私人教育机构数达到了近7万家,授课学生人数超过了700万人,讲师人数达到了近28万人,这些数据达到了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而且私人教育机构还在持续膨胀之中。

据韩国教育部和统计厅2016年2月发布的《2015年中小学生课外补习费调查报告》,韩国全国青少年每月平均课外教育花费为24.4万韩元(约1500元人民币);其中按实际参加课外补习班的学生花费计算,每月平均为35.3万韩元,高中生则达到了月均46.5万韩元。

据该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2016年7月发布的《2015年度不同行业职工年薪分析报告》,2015年韩国职工的年均收入为3281万韩元。由此可以推算,若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上补习班,其费用约占年薪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若有两个高中生则高达三分之一以上。考虑到年薪中还包括税款,再加上不少家庭养育两个子女,可想而知课外教育对家庭经济的影响。

然而,实际上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花费远远超过这些统计数据。据韩国SBS电视台2017年9月播放的纪录片《课外教育的悖论》,片中接受采访的多数家庭的花费都超过了100万韩元,甚至有些家庭超过了300万韩元(约18000元人民币)。子女的课外教育费用已经成了韩国城市中产阶层家庭的重要开支。课外教育的兴盛,也让孩子们整天忙碌于各种学习班之间。有人戏称韩国已经进入了穿着尿不湿学习的时代。

据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2015年发布的《婴幼儿教育及保育费用调查报告》,以2014年5月为例,婴幼儿教育费用的市场规模为32000多亿韩元,比前一年增长了5800亿韩元,涨幅达到了22%;月均费用支出比前一年增长了近38%,这说明,家庭教育费用的支出还在继续增长。没有升学竞争压力的婴幼儿尚且如此,面对激烈竞争的初高中学生的压力之大更是可想而知。韩国几乎所有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各种补习班,而高收入家庭更是不惜花费一个小时数百万韩元的重金让自家孩子接受一对一的课外辅导。韩国教育相关产业发达,而且收费颇高。有专门机构为学生填写报考志愿提供咨询服务,还有专门帮助学生制定长期学习计划和成长规划的服务。

在互相攀比的社会气氛下,韩国家长日渐焦虑。虽然课外教育产业兴盛,但是对于课外教育的效果,却在韩国社会存在着广泛的争论。有些专家和家长就指出,过度的课外教育不仅使孩子失去学习兴趣,而且加重身心负担,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有人甚至认为,韩国学生的创新能力之所以不强,就是由这种过度的强制性学习引起的。

不过,依然有不少韩国家长认为,课外教育确实对孩子的学习有帮助,父母的投入能力直接影响孩子的学业成就。韩国MBC电视台节目组2014年7月曾到首尔国立大学进行问卷调查,对于“除了个人能力之外,什么因素影响考入首尔国立大学”这一问题,排在前两位的回答是“父母的经济能力”和“课外学习辅导”。另外,不少探讨“家庭经济收入和子女学业成就”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也验证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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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导致课外教育过热的社会因素

课外教育热潮现象的产生有一个深层次的动因来自于韩国社会。近几十年来,韩国社会发生了“压缩式”的快速发展变迁。这样的巨变有“举国体制”带来的积极因素。例如,韩国的经济实际上由30多家大财团控制。在其他领域,也通过同样方式提高了效率和竞争力。实际上,在韩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由少数“庞然大物”来掌局的状况。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些大机构能够给社会提供的岗位却越来越少,而社会上恰恰把能否进入这些机构看作社会成功的主要标志,因此其竞争越来越激烈。在韩国,人们竞争的方式无非就是“考试”和“面试”,这就意味着在该国要想“成功”,必须在“考试”和“面试”上有所作为。

韩国建国初期的人才培养主要依靠首尔国立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来完成,后来就形成了韩国的社会精英主要由少数几所大学垄断的局面。至今在韩国仍流行“SKY”的说法,它代指韩国排名前三位的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并用来隐喻其极高的社会声望。每一届新内阁和国会组成完毕,韩国各大媒体都热衷于分析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所毕业的大学分布,并渲染这三所大学毕业生所占的比例。有时,甚至包括学界在内,都热衷于分析权力精英的大学分布状况。根据不同机构多年分析的结果显示,SKY三所大学的毕业生在韩国权力精英的占比在40%~50%。对大学进行排序的这种认知在社会上形成风气后,就引发了激烈的高考竞争,不管是家长还是考生为了考上这几所名牌大学不遗余力,其直接后果就是课外教育的膨胀。

大学等级化所带来的另一个下游影响就是高中教育的等级化。这给该国的教育管理部门带来了很大的难题。大学教育可以追求效率和竞争力,高中教育属于基础教育,更需要关注公平性的问题。然而,平等化的公立教育又远不能满足家长望子成龙的需求,因此很多家长和学生希望政府能够制定满足多样化需求的教育政策。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韩国政府制定了高中教育多样化的政策,允许民间资本开高中。于是各具特色的高中应运而生,如外语高中、科学高中、文艺高中等。这些学校通过组建专业化教学团队,注重培养学生的特长和综合素质,因此毕业生质量明显更高,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比例也明显更高。不过,这些高中恰恰是私立的,学费颇高,一般家庭难以承担。这就带来了教育公平的问题。反对这种做法的人就提出,这种政策导致了高中教育的等级化,助长了教育不平等,激化了升学竞争,助推了私人教育的发展,加重了家庭经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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